对话中国当代作家:余华|2023 独家专访

余华,浙江海盐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余华老师的作品在国内外收获广泛好评,曾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等奖项。

对于许多读者而言,余华老师的作品包含鲜活真实的人物,让人身临其境。无论是《活着》里徐福贵屡遭亲人离世、终与老牛相伴,还是《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卖血养育儿女,余华老师的故事总能通过家长里短反映小人物的喜乐哀愁,刻画出他们在社会变迁中承受的苦难以及他们内心的坚忍与顽强。许多读者在阅读了这些故事后对“活着”的深意肃然起敬,也对余华老师的灵感来源、写作过程以及人生履历充满兴趣。

本期哈佛聚焦,对话中国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余华先生。文学泰斗… 人间清醒… 喜剧人… 互联网时代下的年轻人对于余华的标签有很多。让我们通过本次访谈,探索这些标签背后的余华。


注:以下文案均为余华老师语音回复转录,以保留口语表达完整性为准

(一)能否分享一件童年时期对您影响深刻的回忆?

余华: 小的时候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很多。我就只说一个,就是,吃到好吃的。即使我后来遇到一些小的时候家庭情况很好的(人),他们在回忆自己过去生活的时候也都是(谈到)吃到很好吃的东西。我印象中,我大概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吃到蛋糕。那时我们海盐县的食品厂开始生产蛋糕了。然后呢,趁着仓库在搬运期间有一个空隙,我们大概有三个同学吧,出去偷了一大块蛋糕出来,然后分着吃,哇,觉得那是天下最美味的东西。后来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里面写到了马德莱娜点心。哇,当时他的描写觉得好像跟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吃到蛋糕的感觉是一样的,甜甜的、香香的、有点奶油味。后来我为了小说的出版去了巴黎,专门去吃了马德莱娜点心,发现确实跟我小时候海盐县食品厂制造出来的点心味道,真的是差不多。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那个马德莱娜点心其实并不好吃,它比较甜,也就是一种普通的蛋糕。但是在我们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代,蛋糕是最美味的。

 

(二)您是否有最喜欢或最尊重的导演、艺术家或作家?您为什么喜欢他们呢?他们对您的创作生涯有何影响?

余华: 我喜欢的导演、艺术家、作家,其实非常多。我觉得都可以组成一支军队了。但是(我)会对某一个导演或者某一个艺术家,某一个作家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今天就说说导演吧。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看的就是(八个)革命样板戏。后来才能看到《地雷战》、《地道战》这样的电影,然后还有《闪闪的红星》这样的电影。到了文革结束以后,终于有很多文革以前的电影解禁,重新开始放了。我就在我们海盐县的电影院里面看了一个又一个。但那种电影基本上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1988年,我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的时候;鲁迅文学院是在北京的东八里庄,就是十里铺那一块。我(去了)二十多公里外,到了北京西边的双榆树,有一个朋友家里边,看了一个录像带的电影。那个录像带里边都已经有划痕了,一边看一边能看到闪光。我第一次看了伯格曼的《野草莓》。非常的激动。(我)就感觉,我以前看过的都不是电影,《野草莓》是我看到的第一部电影。我想着:“原来电影是可以这样的”。所以我印象深的是,从双榆树回到十里铺的话,大概有二十多公里,不到三十公里,我是一路走回去的。我没有坐这个夜班公交车,我是走回去的。太激动了,所以我走回去。当一个人对某一个导演、艺术家、作家特别的喜欢,肯定会(与他)有一次生命中的重要相遇。因为伟大的电影,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伟大的作家的作品,太多了;但是当我们对某一部作品产生特殊情感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故事,会有一个经历跟他吻合了。

 

(三)您会把您或您家人投射到您的作品中吗?您在您的作品中有自我探索的部分吗?您自我探索的道路是什么样的呢?

余华: 写作是一种发现,发现自己、发现你认识的人、发现你所不认识的人、发现社会、发现历史。我所知的发现是指,当社会中所发生的和历史中所发生的进入你的作品的时候,会让作家的写作焕然一新,和原来的样貌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在想,我的作品中会有我自己,应该会有;也有可能会有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应该也会有。但是具体是哪些,我不知道。可能是他们说过的某一句话,或者他们的某一个表情;但是这样的话、这样的表情,在其他人那也有。所以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它主要写的是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够在一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的作品中,读到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文学。文学就是让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你写下的是一个熟悉的人,还是一个陌生的人,它最终是一个人。而人,能够让我们有共鸣,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是我们自己。

 

(四)您认为艺术家能否在没有深刻痛苦的烙印下创造出有意义的作品?

余华: 艺术家(一般)是经历了痛苦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不过有些艺术家可能没有经历痛苦,但依然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我们来自俄罗斯的两个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是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他还上过绞刑架。在临死的那一刻,沙皇放了他;与他同时的人,有一个人当场就发疯了,还有一个人当场就死掉了,因为太突然了。托尔斯泰虽然也上过战场、打过仗,而且很勇敢,但他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经历过那么多的痛苦;他们同样都写出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当然这样的例子更多,我还可以举一些生活非常非常平静,一生都很平静地生活过来的艺术家和作家们,他们也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的心理的经历比生活经历要重要。尤其对艺术家和作家来说,当一个事情发生了、在你眼前飘过了,你是否感受到了。如果你感受到了,甚至被他所吸引住了,被他所震撼了,那就是你的心理经历在产生作用了。因为我们的生活杂乱无章,每天都发生很多很多;关键在于你是否敏感到了。如果你敏感到了,那就是你的心理经历开始产生了。如果你没有敏感到,那么你的心理经历是沉睡的,是没有发生什么的。所以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心理经历比他们的生活经历更为丰富。

(五)您在创作中会感受到文字语言的束缚吗?如果会,您有没有方式来超越这种文字语言的限制?

余华: 在写作的时候,语言可以是翅膀,让我们飞翔;语言也可以是枷锁,捆绑住了我们的手脚。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为了追求语言,而去放弃你对人物或者故事,对情节细节的更加准确的描述的话,这样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所以我对语言的要求是这样的:寻找一种最准确的语言,在粗俗的地方你就要用粗俗的语言,在优美的地方你就要用优美的语言。一篇小说可以是一种叙述风格从头到尾,也可以是多种叙述风格从头到尾。所以要合理的使用语言。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是最好的?就是最为准确的语言。你表达出来的、传递出来的,用一种最准确的方式在叙述中表达出来、传递出来,这是最好的语言。

 

(六)在您所有作品中,最挑战您的具体场景是什么? 您习惯先构思情节还是构思人物?

余华:  我的作品有的是先有一个构思,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感觉,或者某一个意向、某一句对话让我开始写一个小说。所以(我的写作灵感)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固定的模式。至于说挑战是什么的话,我觉得写作不同时候的挑战也是不一样的。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挑战比较多,因为首先你要先坐下来,你要和椅子建立一种联系,和书桌建立一种联系,你要趴在桌子上写。当时也没有电脑,在我年轻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外面阳光明媚、鸟儿在鸣叫、很多人在外面玩耍,我又很年轻;可是我要耐得住寂寞,我就要在一个人的房间里面写作。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写作会变得很困难,因为老是进步不了。你会遇到语言的障碍,然后还有发现对话不是那么容易写,又发现心理描写(很难写),就是一个一个难关都不知道怎么度过去。

现在写作对我的挑战就是身体状况,因为毕竟不年轻了。写作最好的状态是进入一个忘我的状态,自己经不存在了;那种状态非常的美好。在我30来岁的时候,我大概在里面,进去的话能够待两小时。现在体力不支,待半小时就出来了。所以写作,写到我这个年龄以后,我就深刻地体会到写作不是脑力劳动,是体力劳动。

 

(七)您最信任谁对您作品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余华: 我最信任的对我作品提意见的(人)是我的妻子。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十多年了,她对我的作品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儿子,他们两个人是我的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我的儿子是从《第七天》开始介入进来的,包括《文城》,他也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我妻子一直在提一些很好的意见,所以只有在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可以后,我才能够把稿子交出去。不过他们的意见我有的采纳,有的未必采纳,像《第七天》和《文城》,我也是在未经他们完全批准的情况下就偷偷的拿出去(发表)了。我后来告诉他们:看在亲人的份上,你们就放我一马吧!

 

(八)您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否留有遗憾? 有任何您笔下的人物您如今回头看希望改写的吗?

余华: 任何作品都会有遗憾的。但是我不去修改,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修改;除非一些特别明显的错误,比如说错别字什么的,可以做一些改动,其它的我一般不会去修改。比如说《兄弟》的出版。其中,李光头说林红是他的梦中情人。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北师大的教授跟我说,这话是不是不合适?我说确实不合适,因为文革的时候人不会说 ‘梦中情人’ 这个词的,因为这个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不存在的,在我们大陆的的汉语里是不存在的。他好心建议我,因为《兄弟》会一版又一版的重印,可以改一下。我说,不用改。为什么不用改呢?假如五十年以后还有读者在读《兄弟》这本书的话,根本不知道文革时的人是不会说 ‘梦中情人’ 这四个字的。但假如五十年以后没人读这本书了,我去改也没有意义。所以我是不去修改我过去的作品中的错误的,除非有错别字而已

 

(九)在《文城》中您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爱上两个男人的故事。在您的文笔下既有女主纪小美对阿强那种青涩、青梅竹马的感情,也有林祥福的那种成熟稳重的伴侣感。请问您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呢?

余华: 首先,作家的作品、世界观或者他的人生态度,有时候不是完全一致的。它是按照人物来写的。像《文城》这样的小说里,小美既爱上了林祥福,又对阿强还是有爱的,这个很难。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的困难性。尤其是《文城》从小美的角度来写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小说里把小美写成一个坏人是很容易的,但你要把人的情感写出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当时我改了一稿又一稿;我妻子跟我说,一直感觉我没有爱上小美。确实是,我当时怎么写,我都觉得自己没有爱上小美。等到我一直改到最后,改到发现我确实爱上她了,我就把那个稿子拿出去出版了。我觉得小美、阿强和林祥福生活在那个时代,这样一个三纲五常的时代。他们的人生的选择的权利是很少的,几乎没有。所以他们只能这样,他们的命运就只能让他们走这样的道路。

 

(十)您是否与您的读者保持交流?您收到记忆最深刻的反馈是什么? 它对您有什么影响?

余华: 和读者的交流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八十、九十年代的时候,和读者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书信。读者会通过杂志社和出版社给我写信,我会给他们回信。现在就很方便了,我可以在网络上去看:在豆瓣上看,在B站上去看,在小红书、在抖音、在快手等媒体、视频平台上看他们对我的一些作品的评价,很有意思!当然他们的评价里面有批评也有赞扬。我觉得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感觉得到他们对我的关心。有很多评价都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的作品因为容易让人流眼泪,做了一个比喻,我至今还记得:读余华的作品就是在切洋葱。

 

(十一)您曾经说过 “文学不要抢哲学的饭碗”。您觉得创作文学作品的目的是需要饱含哲学层面的意义吗?

余华: 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不一样,因为文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感性的,而哲学的思维方式相对是偏理性的。当然文学里边也有理性,哲学里面也有感性,但是他们的偏向是不一样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一个强调的是情感,另一个可能更强调的是逻辑。但是任何文学作品里面它都有哲学的东西,反过来那个哲学的东西里面也有文学的因素。所以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法国经济学家丹尼尔·科恩在评价《兄弟》的时候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我现在专门找出来我念一下。他这么说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哲学的传承,因为它能够让人理解人类的灵魂。它也是社会学和历史的传承,因为它能引导你理解社会的机制,以及人类激情是如何被社会捕获,被社会利用,从而被社会塑造的。这是他的一段话。我觉得他既解释了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也解释了社会学和历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十二)当今世界出现了许多新的 “阅读” 形式,例如更具参与性的书籍(如有声读物、电子书、漫画等)和虚拟讲故事模式,例如游戏和 VR。您对这些新的创作形式有何看法?您觉得在与科技的碰撞下,新一代的作品会不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火花?

余华: 对!现在阅读的方式越来越多,但是我读那个电子书还是不行,因为我现在的眼睛有问题了,就是因为老花眼。所以呢,我戴着眼镜要是阅读书的话,我读半小时的话会要休息一下,要不眼睛就有点糊了,画面的字会有点看不清楚,所以我阅读速度就比较慢。所以要分一些书,比如说像那种经典的文学作品我肯定是要阅读的,哪怕很慢我也是要去阅读它。但是呢另外有一些书,比如说是一些历史类的书,[如果] 我只是想了解这样的一段历史的话,我把书是放在手边上的,然后我就开始听,我开始听那个有声读物。它念出来的时候,因为它现在都是那个机器人在那朗读嘛,因为一些历史类的书、一些社会学方面的书、还有些哲学方面的书,它不会让一个演员来给你朗诵,基本上都是那个AI在朗诵,所以我手里会拿着书,因为有些名词啊,有些什么的,我需要对照一下。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加快我的阅读。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而且我也开始使用了。

 

(十三)您的文章和书籍在当代年轻人和学生群体中广受欢迎并被纳入学校教材。您觉得您的作品能成功地被年轻人充分吸收吗?如果有代沟的话,您觉得文学作品应该如何与读者产生共鸣?

余华: 对,我的读者好像确实是从十来岁到七八十岁都有,这个我已经意识到了。至于什么原因我真的不知道,我很难来解释为什么我会拥有那么多的读者,我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幸运,这是我的一种幸运。至于我的那个作品进入教材的话,是的,好多年以前我有一个短篇小说叫 《十八岁出门远行》进入过人教社的教材,但是后来没几年就被替出来了,所以现在在中国的教材里面是没有我的作品的。你所指的那个教材可能是指在你们学校,在哈佛吧,或者在美国其它大学吧。我这个我是知道的,不仅是在那个美国,在欧洲、在日本、在韩国的大学里边都在使用我的作品,这个我是知道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能够非常清晰的表达出来,因为作为读者来说他需要的是一种清晰的表达,如果写的含含糊糊的他可能不清晰。所以我觉得我是一直在很清晰地表达。就是我努力让自己的写作变得清晰,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追求,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很多人愿意读我的作品。

 

(十四)您对中国文学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余华: 中国文学的前景当然是在年轻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是,我是60后的一代,然后接下去是70后的一代、80后的一代,然后现在是90后的一代。现在确实也存在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可能是因为社会压力很大,所以有才华的男孩子们,他们可能没有选择去学习这个文学啊、哲学啊、历史啊。他们可能要去选择学习那个其它的,金融啊,或者更多的能够让他们养家糊口的那些。所以我现在在北师大,我的学生里边,我算一算我有几个学生哦... 四个、六个、现在我还在校的学生里边,十个学生里面只有两个是男学生,八个都是女生,然后写得好的也是女生。就现在我带的四个博士都是女生,所以将来可能中国的那个,起码有一点我觉得中国文学的将来,女性文学会非常的厉害,非常了不起。后来我就问了那个中央美院的朋友们,像徐冰啊,他们这样的一些老朋友,跟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央美现在也很难招到男生了。现在看来就是有才华的孩子,男孩子学艺术,学文学,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的女性艺术,女性文学将来可能会非常的强大。

 

(十五)您有给当代大学生们推荐的书单吗?

余华: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推荐什么书... 这是困扰了我四十年的一个问题,因为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的经历和我写作的经历,就是有些对我有用的书对别人未必有用。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读了一些别人推荐的书,结果我发现我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我现在不轻易推荐书。但是有一点,就是假如要读那个文学作品的话,那就是去读经典。因为经典是最安全的、最保险的,经典作品起码会让你不浪费时间。如果你要是去选择其它的作品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呦,浪费时间了,但是经典它最保险的一点就是它不会让你感觉到你浪费时间了。